約翰·H·杰克遜教授（John H. Jackson），20世紀60年代初曾在GATT秘書處訪問研究，近40年來，一直從事世界貿易體制的法律與政策問題的研究與教學，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學院任教30多年，被聘為"赫塞爾·E·英特馬法學教授"(Hessel E. Yntema Professor of Law)，并兼任過該校副校長學術事務助理、美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1997年12月退休后，又被喬治敦大學聘為"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現任喬治敦大學法學院國際經濟法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所長，創辦并主編《國際經濟法雜志》(牛津大學出版社)。20世紀70年代，杰克遜教授曾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聘為"總咨詢’’(GeneraI Counsel)。
杰克遜教授著作等身，主要學術作品包括：《世界貿易與GATT法律》（1969）、《國際經理關系的法律問題》（1995年第3版，主編）、《世界貿易體制：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與政策》（1989年第1版，1997年第2版）、《世界貿易組織：憲法與法理學》（1998年）和《GATT與WTO的法理學：對條約和國際經濟關系的看法》(2000年)。
《世界貿易體制-----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與政策》
第14章--結論與前景
第一節 "貿易憲法"
前述各章，總括而言，就是當今世界的國際貿易關系"憲法"。這是由非常復雜的經濟政策、政府政策、政治限制等結合而成。并且，總體上，它在特定體制框架內，通過各種"規則"或法律規范，設置了一整套復雜的限制。
該憲法對公共或私人事務的決策者可選擇的政策，設置了不同水平的限制。有些規則幾乎是不可改變的，有些則較容易改變。整個體制的復雜部分在于限制的多樣性。這對現實中可選擇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形成了限制。此外，這些限制性規則還存在不同的范圍與水平。有些限制來自于一國或一主權國家政府的制度(如美國憲法，或WTO成員方的法律)。有些規則來自于國際體制及其條約要求，這以WTO體制的宗旨為核心，但是：也受到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其他因素影響，并且，確實也受到整個國際法結構的影響(如果可能有的話，顯得微弱些)。
這類"憲法性"限制，會給決策者與經濟學家帶來不小的煩惱。他們抱怨，這些規則頻頻"光臨"，應接不暇。確實，就"貿易憲法"而言，他們也許是對的。正如我要解釋的，有理由對如今諸多限制表示不滿，并且，在當今相互依賴的世界上，對這種限制的弱點與缺陷，深表憂慮。
不過，有些限制淵源于一些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原則，是整個體制中相互競爭的政策目標導致的(不僅對國際貿易而言)。比如，毋庸置疑，美國三權分離原則對決策者來說，麻煩真不小。這些決策者必須應付行政當局與國會之間的權力之爭。美國憲法起草者的極大天才在于理解分權之必要，以免濫用權力。因此，在較寬廣的框架內看待這一問題，可以認為，分權原則的重要性甚于短期解決有關國際經濟與貿易問題的不同意見的必要性。
同樣，在為國際貿易條約而構設的框架中，規則導向結構也經常引起麻煩與關系惡化。但是，該規則結構本身，如第四章勾勒的那樣，對于提高預見性、糾正不公的權力失衡，防止國際對峙加劇，富有潛在價值。在有些情況下，迅速地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比服從所有正確的經濟政策目標，更為重要，雖然，人們也必須考慮這種爭端"解決"對規則結構的長期影響。
如同所有的政府活動，國際貿易體制及其憲法包含著各種相互沖突與競爭的政策目標。因此，如同大多數的政府體制，解決或"協調"這些互相競爭的目標的方法對于該體制長遠的成功，至關重要。比如，自由貿易中有價值的目標(以比較利益等經濟原則為基礎)經常(至少在短期)與保護社會平民百姓中較貧窮的弱勢者這一目標相沖突。因此，正如我們在保障措施這一章分析的，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貿易政策的"純粹性"已放寬，以便包容某些幫助較窮國家進行調整這類互相競爭的目標(當然，該體制的憲法性結構往往也有意給予這個世界上的生產者更多特權，并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實現其特權--這只是該體制中諸多缺陷之一)。麥克斯·科登所描寫的"保守性社會福利功能"（見W·麥克斯·科登：《貿易政策與經濟福利》，牛津大學，克萊頓出版社，1974年；還可見W·麥克斯·科登：《保護的理論》，牛津，克萊頓出版社，1971年），現實地解釋了在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的方法。甚至于，如果科登及其贊賞者(包括我在內)并不總是感到這一功能得以明智的發揮，那么可以這樣辯解，在某些情況下，某種政府的適當目標也會與純粹的自由貿易政策相沖突。
基于這些觀察，我們可以領悟到某些解決本書第一章提出的那些難題之適當方法。某小國怎么去抗衡其他國家禁止該國出口呢?正如我們已看到的，目前，對于進口國這種行為，唯一可求助的，或可采取抵御行動的是WTO體制。WTO有不少缺點，但是，它在限制那些難以控制的國家政府行動方面，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否則，這些行動會限制貿易，使小的(或大的)出口國的重要期望落空。
同樣，得以生存的投資，對于籌建新廠而需要長期預測出口市場的投資者而言，是面臨的一大難題。在這種情況下，WTO的作用又顯得極為重要(盡管不會太令人滿意)。沒有WTO體制，可預見性的程度就會低得多。
為什么各政府會選擇第四等最佳經濟政策呢?現在比較清楚了。國際規則、國內憲法與規范的復雜交互作用給了我們必要的提示。各國行政部門希望避免為了某種行動而到國會與議會去求得必要授權，這樣，就會排除一些選擇。國際規則所規定的，在某些情況下應承擔"補償"的義務或談判利益的再平衡也會施加一些限制。因此，政府可采用非正式的措施，或其他在經濟學上好處少一點的方法，以消除一些國家或國際規則對特定的行動所設成本。出口限制安排就是其中一個特例。
第二節 該體制如何運作
我們現在可以總結，或者至少是概括一下，世界"貿易憲法"本意是什么，是如何運作的。如前一節所述，這一體制反映了國內與國際規范、體制和政策的交互作用。如果僅僅研究國際部分，或僅僅研究主權國家，就不能理解它。兩者聯系極為重要：至少由于美國憲法結構的緣故，GATT才成了如今這樣的協定，并且，最近，又受到了歐共體結構的影響。美國貿易法至少也是由于GATT的緣故，才演變為如今這樣的體制。為了探討如何選擇某些政策，人們不僅必須知道WTO關于規則形成與條約的變化，而且至少要了解一些關鍵國家(如歐共體及WTO成員方的)的類似程序。
在WTO主要貿易國家，管理(行政)當局奉行的準則往往就是避免立法。因此，通過現行立法修飾的憲政權力分配，常常對政策選擇產生重大限制。
該體制核心是那部分龐大的、有拘束力的GATT關稅。由于GATT(如今是WTO)這一體制上的構成，使得整個機制具有顯著的，相對的可實施性。此外，該體制的其余部分(或許有效性差一點)是眾多WTO文本確定的行為守則。
各國政府的法律與制度也是該體制的重要淵源，尤其是那些與不公平貿易行為有關的法律制度。多半，國內程序規定私人企業如何起訴，并且，各國制定不同規則，指令政府官員采取某些行動，或在各種可能性中自由裁量。我們已看到，至少在傾銷與補貼的反措施方面，美國國會有力地推動著美國法律朝更為限制進口的方向發展。這對WTO體制的自由貿易政策構成了一定威脅。國會推動的部分原因是國會對行政當局過去處理貿易政策的一種不信任，但是，有些推動來自于國會議員為了取悅特定選民的自然傾向。
然而，盡管如此，該體制照常運作；或者也許可以說，考慮到開始時的前途未卜與該貿易體制的諸多缺陷，GATT體制的實際運作比任何人預想得要好。如今，人們盼望WTO體制能克服GATT的不足，因而應該運作得更好些。
第三節 貿易憲法的弱點：現在糾正了嗎
本書第一版以及我的其他論著已經提出了GATT的許多體制上與法律上的問題，尤其是各種"先天缺陷"。隨著烏拉圭回合協議建立了新的體制--世界貿易組織--人們可以欣慰地說，GATT的大多數體制上與法律上的問題已被糾正，或者至少說被改善了。但是，任何體制都不是盡善盡美的。WTO也有許多體制問題。為了適應國際經濟關系飛速發展的需要，人們不得不加以調整。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在Wm框架內，新的WTO憲章是否允許該組織有效地適應形勢發展需要。
由于起草過程中難以預料的條款模糊或談判各方的妥協，每項條約(如同每部法律或憲法)都會碰到各種解釋上的困難。在前幾章，我已提到了這些困難。這并不是對該體制的批評；更重要的問題是該體制能否解決這些解釋上的困難，況且，新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以及體制上的措施，使人們有理由相信，它能夠迎接這一挑戰。
我認為，任何人為的體制都會碰到這類問題。列出該新體制的若干特征，可能或更有利于明確若干重大問題。其一，修改GATT幾乎不可能，因而，各貿易國家就轉向制定諸如(1979年)"守則"之類的措施。確實，為了使烏拉圭回合成果有效地生效，GATT實質上已被廢除，并已終止，一個新的體制與條約結構由此創建。新的條約結構與WTO憲章同樣旨在使修改非常困難。這可能證明，在WTO中，如同在GATT時代，問題同樣嚴重。這會導致大量暫時的、或"迂回"類型的措施。誠然，修改的困難旨在保護不完善投票結構中的各國主權，這是WTO與其他許多國際組織相同之處。
其二，曠日持久的烏拉圭回合，伴隨著某些痛苦的談判期，最終導致的一個問題是，整個烏拉圭回合協議的各部分之間關系，常常并不清楚。尤其是涉及附件1A中許多文本之間的關系，模糊問題就更嚴重。正如人們指出的，這些文本與1994年GATT的關系往往也令人捉摸不定。比如，有些GATT標準的例外(第20條的一般例外，或第21條的國家安全的例外)是否適用于這些文本，不得所知。
其三，為了WTO的發展，有必要提出新的主題協議(比如，環境保護、競爭政策，投資等)。無須要求Wm所有成員一概接受這些新協議。因此，如今附件4所包含的"數邊"選擇性方法，可能是適應變化的重要體制(往往帶有試驗性)。但是，可惜，根據WTO憲章規定，附件4之外的協議都須獲得協商一致，這會導致僵局。可能會有這類方式，比如，形成某種"做法"，使新建議的附件4協議滿足一定特點(最惠國，對所有Wm成員開放，等等)，從而被"正常地"接受。對于這些協議，各成員政府應克制一下反對態度。這種方法是否必要或可能，現在判斷還為時過早。
其四，至1996年年底，WTO已有129個成員，并且，成員數還在增加。這使WTO的管理變得非常困難，而且還引起一個問題，即，可能設計一些小的操縱性國家集團，以便形成較集中的管理。這種管理仍對所有成員負責。過去已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并且，如今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在WTO中較容易做到。但是，顯然，會形成某種做法，或可能增加那些非常強大成員之間小的暫時團體，確定一些它們之間影響WTO的問題，而不必代表比較正式的操縱團體。
其五，GATT無力為眾多不同經濟制度，包括所謂"非市場"或"過渡經濟"，提供"單一房頂的屋子"。WTO與烏拉圭回合的成果也沒有真正改變這一點。新的體制如何回應像中國或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所提出的挑戰，還不太清楚。顯然，這需要更多的思考。
其六，過去10年里存在強大的"區域主義"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區域經濟組織對WTO這一多邊組織提出了挑戰。區域組織如何與WTO相聯系，并希望有一種共生的、相互尊重的關系，但是，這一切不甚明了。
誠然，WTO不是唯一可批評的國際體制。國內政府的法律和程序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比如，在美國，當WTO爭端解決的合議庭與程序裁決，因WTO條約義務之緣故，使美國有義務改變其法律時，許多含糊不清與潛在的、產生麻煩的延遲就會油然而生。國會或行政當局并不總是有效地實施這種國際裁決，事實上是趨向于促使其他國家也抵制這種裁決，并一般地促使減少對貿易制度裁決的尊重與可預見性。
在美國，對"不公平貿易做法"，尤其是那些與傾銷或補貼有關的國內法與程序的低效率，人們表示關注。這種關注包括了擔心許多程序煩瑣緩慢、成本昂貴。在某些案件中，程序本身成了國家間自由貿易的壁壘。
此外，人們對美國國會的作用表示普遍的關切。國會容易受狹窄的本地利益組織和某些強大的院外集團影響，特別在缺乏強有力的總統領導時。這引起了許多對于美國憲法的憂慮。國會在1985年、1986年、1987年、1988年與1994年試圖提出貿易法案的表現，肯定是說明某些國會程序弱點的證據，從而加強了人們的憂慮。
對其他政府的貿易法律，人們也不無擔憂。歐共體正處在痛苦的憲政演變過程中，這往往促進與WTO的關系，而不管其他國家是否滿意。
同樣，接近國內選舉(何時會沒有呢?)時，對國際貿易政策與談判的影響也是經常引起人們擔心的緣由。
顯然，言猶未盡，但是，我們需要轉向一些關鍵的政策問題。
第四節 若干基本政策問題
顯而易見，前一節意在側重關注GATT／WTO體制的基本憲政結構，這是理所當然的。另一個并不經常討論，卻特別基本的問題是：什么技術適合于"駕馭相互依存"。人們提出不同方法（見前引杰克遜等編：《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問題》，第27章第4節）。
第一，協調化，這是建立某種制度，逐步使各國不同經濟管制與結構趨于統一的方法。比如，某些產品類別的標準化。又如，統一適用反補貼稅或保障措施的程序。
第二，互惠，這是建立某種制度，采取不斷"交易"或"交換"的措施，以使貿易(或限制)自由化。GATT的關稅談判就采用這種方法。
第三，接合，這種方法承認世界上總是存在不同經濟制度，并希望創設制度性方法以緩和因這些不同而引起的國際對峙，也許要通過緩沖或保障條款機制。
顯然，將這些技術結合起來，最可能被人們所接受，但是，仍留下一個問題：什么是合適的結合?比如，"貿易憲法"應在多大程度上對各國施加壓力，以促成某些統一的"協調"途徑，或者，只是建立緩沖機制，由各國保留多樣性，從而試圖避免一國對另一國設置(經濟的、或政治的)負擔，會更好些?
與前一點密切相關的問題是：哪一種屬于比較接近聯邦主義的模式。這是關于政府不同層次決策機制的適當分配問題。每個聯邦國家都面臨這一問題：什么是中央政府與組成聯邦的州或市的政府之間權力的適當分配?一般地說，國際體系，尤其是國際貿易體系也面臨這一問題。當相互依存推動著各國更多地協調行動時，也產生了是否逐步地將決策機構轉移至國際體制會更有利于整個世界這一問題。我們同意將多少權力授予這樣的國際體制?
在什么情況下，我們希望保留本國、或下屬政府基于較接近受影響的選民而行使的控制?在什么程度上，駕馭相互依存的"協調"方法會與旨在保持決策機制更接近于受影響的個人或企業這種聯邦主義原則過分接合?
一個非常困惑的問題是：國際經濟政策與措施和人權、地理政治之類"非經濟"政策有著一定聯系。許多企業及其領導人(至少在美國)一直反對任何這類聯系。他們認為抵制或取消最惠國特權之類措施，常常導致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并且，只會使相互競爭的其他國家或企業與被抵制國進行貿易，填補空缺。但是，有實力的國家領導人不會輕易地放棄采用經濟措施，尤其是因為越來越不采用比較"露骨的"或軍事的方式這一緣故。經濟措施常常是唯一可采用的外交手段。沒有人否認如果通過經濟與貿易措施，可以避免核戰爭，那么無疑這是合適的。然而，這種因果聯系從未表現過。但是，如果"貿易憲法"將來規定更多采取有效的合作經濟行動的渠道，以鼓勵有些國家采取更好的人權待遇，或者是抑制危險的國家武力威脅或恐怖主義，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允許或鼓勵這種經濟行動?
顯然，一些經濟措施與其他政策目標有因果聯系，即便在許多情況下，似乎經濟措施并不是運作得很好（見格雷·赫夫鮑爾等：《重新考慮經濟制裁》，華盛頓，國際經濟學院，1985年；巴利·卡特："改善國際經濟制裁：改善偶然性的美國法律體制"，《加州法律評論》，1987年第75卷，第1159頁）。將歐共體擴大到包括希臘、西班牙與葡萄牙，具有很大的非經濟政策因素。另一例子也可引用。據說，經濟交換及其過程在促進國家及其公民之間理解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并且，這也可以使選民們認同超國界的利益，因而抑制訴諸武力的傾向。
在與非歧視性原則，尤其是與第6章討論的最惠國政策等"貿易憲法"原則有關的方面，有著重要的政策問題。必須承認最惠國政策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因此，問題在于：當與許多貿易措施相聯系之時，是否應該保留最惠國原則。多邊主義與雙邊主義密切相關，但不是同一的問題。這些方法中，哪一個對于世界貿易體制的長期利益，最為重要?
在各國政府中，也有一些與國際"貿易憲法"有關的基本政策問題。其中之一是在何種程度上，哪一種合法的、對抗性體制(如美國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稅制度)最好。更合法的，或更傾向訴訟的方法成本不菲，包括律師費與咨詢費、時間推延與政府成本。另一方面，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提供更好的決策信息，使利害關系方自作決定，并使它們具有自己在"法院一天"的感覺，利用透明度，減少腐敗（見約翰·H·杰克遜："國際貿易的法理角度：美國的法律程序之成本與收益"，《密歇根法律評論》，1984年第82卷，第1570頁）。
適當分配法院與行政機關官員的權力是與各國政府有關的問題。在審查行政官員采取的貿易措施時，法院有什么適當作用?對于行政措施，法院是否應該基于法院相對缺乏專家與信息采集技術而行使更多的尊重?或者是，當相互依存涉及更多的人類行為時，如此尊重行政會導致放棄維護公平與決策完整的司法責任嗎?
第五節 規約國際經濟行為：政策分析的廣泛框架
本書集中討論貿易，包括烏拉圭回合協議所含較廣泛的貿易主題。然而，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背后，還有更廣泛、與互相依存的世界經濟中諸多國際經濟關系問題相聯系的主題。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主題清單，但是，并非都與WTO有關。比如，相關主題的創設可能包括勞工標準、產品標準、保險、銀行與信托機構、證券管制、航運、知識產權、稅收、投資、競爭政策、環境管制、貨幣政策等。于是，又引出了這個問題：我們是否能夠在這種廣泛的背景下，形成某種更一般的政策分析框架。
首先是對管制的典型經濟分析（見理查德·利普塞等：《微觀經濟學》，紐約，哈普考林斯學院出版社，第10版，1993年，特別是第4部分）。一般而言，市場導向的經濟學家討論避免政府干預，除非在所謂"市場失靈"時。市場失靈可能是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壟斷化或諸如國防需要之類公共產品問題引起的。經濟學家提醒，人們常常能夠在這些市場失靈的情況中發現社會成本與市場成本的不同。據此，人們建議政府以各種方式回應。政府可提供商品(高速公路、教育、服務)，還可以征稅、管制、或者重新設置各種動機。在任何情況下，政府都不得不與這些情況中互相競爭的目標作斗爭。
那么，當經濟全球化時，會發生什么呢?我認為，這些市場失靈的概念與政府回應的觀念會戲劇性地快速改變。比如，當你嘗試了解是否存在市場失靈，全球化會影響到你的判斷。如果一國邊境開放貿易，并且，你真的是在全球市場上銷售某產品，就用不著那么懼怕本地壟斷了。此類可比較的例子很多。
同樣，政府回應也有所不同。有些政府回應措施表明，在市場失靈時，很難適用全球化的情況。政府如何對外國人征稅?假定一國政府嘗試管制，而另一外國政府卻認為這是通過稅收管制這一所謂釜底抽薪或管制競爭的途徑，幫助自己廠商的機會。因此，許多政府回應的手段難以在全球化情況下照搬適用。這迫使我們思考管制性競爭、釜底抽薪或自下而上的協調等問題，以及近年來環境對人類發出的警告。當人們開始分析這些情況時，往往要借助博弈論(特別是所謂囚犯兩難理論) （艾溫納素·K·迪西特等：《戰略性思維》，紐約，諾頓出版社，1991年）。推動國際合作，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必要手段。
贊成或反對這種國際化的觀點，不一一枚舉。政府也許會根據社會最佳利益采取行動，也許會由于政策扭曲而不根據社會最佳利益采取行動。公共選擇理論往往會描述這種情況。比如，某政府的領導企圖在秋天再選連任，因而不會投票批準某貿易條約。這類例子很多，不乏反面例子。國際體制為各國決策者提供了特別緩沖機制，讓他們尋找理由來支持國際體制。于是，他們可以說，本國受國際法約束，必須履行這些義務，云云。
然而，國際合作活動或國際管制也有風險。有些來自制度的具體方面。比如，"協商一致"的決策風險，會導致最低限度的公分母，使得一些國家對產品安全或環境考慮難以提出較高標準。有些情況下，由于世界各國文化差異與經濟不同，很難，或者說根本不可能達成協議。我們不得不但憂有些體制會被濫用，擔憂將主權轉交給有些體制。人們也能發現某些腐敗、資源配置錯誤，或投票機制扭曲的現象(如在現行一些國際組織中所看到的那樣)。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貿易自由為每個人創造更多的產品或福利，但是，不能說每個參加貿易的人都是贏家。有贏家，總有輸家，這就是問題。對于輸家，你能做什么，尤其如果他們是某些弱勢者?這就產生了調整成本的問題。正如前一章中經濟學家麥克斯·科登解釋的那樣，這些問題可以說是"保守的社會福利功能"（前引科登：《貿易政策與經濟福利》）。從根本上，他是說，不論你是否喜歡，政府更多注意避免公民中任何階層的福利減少，甚于最大限度增加總的福利。
此外，顯然還有一些不那么經濟導向的目標。我在本書一開始就說過：維持和平。這是國際關系理論以及國際經濟理論的重要因素。但是，這往往沒有加以考慮。因此，我們不得不構筑一個體制，能允許或調和這些不同的目標，包括人權、減少犯罪、打擊販毒。
進而言之，盡管全球化會影響到各國關于市場失靈以及需要政府干預的決策，這沒有必然導致需要國際干預。這可能是因為市場失靈的結果限于國內經濟，雖然它們部分地是由全球化效應引起的，或受影響的。換言之，國內政府的行動也會有效地糾正國際行動的問題。
至少有兩種跨境效應，須加以分析。第一，市場引發的活動會直接產生跨境影響，如受污染的水流或空氣，或是有缺陷的或危險的產品出口。第二，市場失靈活動對世界市場的效應。比如，某種國內補貼會降低某些運往境外的產品價格，這可能會以各種方式影響世界市場價格，往往取決于出口國是否大到足以影響世界市場價格。經濟學家(包括艾倫·迪爾道夫)曾分析過什么是這些市場的效應[艾倫·V·迪爾道夫："環境政策中的國際沖突與協調"，《國際法的經濟分析研討會論文》(喬治麥森大學法學院主辦)，1995年5月5-6日]，如何確定這些效應所創設的各種條件，從而要求某種國際管制。
在探討了上述各種政策問題之后，可以得出結論：國際合作機制，或者說，某些體制對于尋求理想的政府回應，必不可少。
這些考慮實質上引出了貿易憲法制定的寬泛主題，并與WTO這樣的世界貿易體制，或國內政府的憲法性或法律程序有關。聊以欣慰的是，我們注意到，WTO業已存在和運作，并已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們也關注面臨的新問題，這要在不遠的將來，再加以進一步討論。
第六節 若干結論
考慮到多年的談判及其投入的資源，WTO與烏拉圭回合結果無疑是重要的，其成就確實輝煌。未來新一輪談判是否還采用這些方法，或者說，為了發展中的體制與規則的演變，是否現在需要重新思考基本程序尚不清楚。WTO似乎具有足夠的體制靈活性，以應付眾多問題，并關注前幾章中提出的問題。但是，WTO能否調和前幾節討論的各種政策目標，或者說，WTO是否屬于較狹義的貿易組織，人們拭目以待。它能否為環境、競爭政策、勞工標準、過渡經濟、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要等問題的解決，成功地提供各種政策選擇?我們是否需要某個組織，具有更多的控制力，或對世界經濟實施獨一無二的國際管制?或者說，各國是否希望形成許多國際組織，而他們之間卻保持相對微弱的地位呢?
未了，我們可以觀察到各國政府內部經常存在的行政與立法間的緊張關系。這些緊張是制衡程序的一部分。這一程序往往無序可尋，但又能產生更令人滿意的管制結構，滿足上述問題的解決。立法趨于照顧特定選民。行政機關有其特殊"政策選擇"目標，并且，往往更遠離選民，而接近于一定的精英。對于貿易憲法的制定而言，這些緊張是真正的兩難處境。我們在美國所看到的，并且在歐洲共同體也看到了逐漸聯邦化的過程。因此，不妨設問：在國際多邊水平上，最終會不會也出現某種必然并行的發展。這使我最后想起兩句話，作為全書的結束語：一句是奧內爾所言"所有政治都是國內的"（托馬斯·P·奧內爾等：《所有政治都是國內的》，紐約，時代出版社，1994年）。另一句是德魯克在最近《外交事務》上發表的一文中所言"所有經濟都是國際的"[彼德·F·德魯克："世界經濟中的貿易教訓"，《外交事務》，第73卷第1期（1994年1-2月號）。第99頁]。這正是我們在新的世界貿易體制中，以及在各國的政府中所面臨的對立。 |
